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翻译生产;亚瑟·韦利;《西游记》;

简介: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翻译生产;亚瑟·韦利;《西游记》;《猴》START OF SPRING0.引 言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指导,以雷丁大学的特色馆

「来源: |翻译教学与研究 ID:fanyiluntan」本文来源:《外语研究》2020年第2期转自:浙大译学馆摘 要:《猴》是众多《西游记》英译本中在西方传播最为广泛的版本,对西方人了解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相关概念和原则为基础,通过调整使其适应翻译研究的需要,建立理论框架;以雷丁大学的特色馆藏(University of Reading, Special Collections)“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中《猴》的相关出版资料为主要的数据来源,还原20世纪40年代初《猴》译本的生产过程。

描述并讨论翻译《猴》的各个生产阶段、参与其中的翻译行动者,以及这些行动者们在现实社会条件下的实际翻译活动中如何行动并建立联系。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翻译生产;亚瑟·韦利;《西游记》;《猴》START OF SPRING0.引 言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指导,以雷丁大学的特色馆藏(University of Reading, Special Collections)“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为数据来源,对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西游记》英译本《猴:中国名间传说》(Monkey: A Folk-Tale of China, 下文简称《猴》)的生产过程作描述性研究,旨在考察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适用性、探索译本的生产阶段、发掘参与《猴》的生产的翻译行动者[1],以及他们在现实社会条件下的实际翻译活动中如何行动并建立联系。

选择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因为它对研究微观的翻译活动的实际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一点也是Buzelin(2005),Chesterman (2006)和Tyulenev(2014)等翻译学者们所赞同的;而且对它的运用目前为止并不多见,仍有待发展。

《西游记》的译本很多,其中也不乏公认的优秀译本。

一是因为《猴》虽然不是最忠实的译本,但无疑是最成功的——韦利的译本在英国深受喜爱,仅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就在1942年至1965年间重印过六次(参见Johns 1988)。

二是因为,在众多《西游记》的译本中,只有《猴》拥有足够的、详细记载了译本生产过程的史料可供研究之用。

三是因为,虽然有不少对《猴》译本的研究,但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对其生产过程的研究。

选择做生产过程的描述性研究还因为,笔者赞同Toury的观点,即任何翻译研究,若不了解译本产生的社会环境、实际条件及其生产过程,很可能成为“毫无意义的臆想”(“a mere mental exercise leading nowhere”)(Toury 2012:22)。

Bogic(2010)的研究就很好地证明了在不了解翻译的生产过程的情况下盲目批评译本和译者有可能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公平的。

1.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文献梳理与现状分析与同属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其他两大理论,即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以及卢曼的社会系统论(Wolf 2007)相比,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翻译活动的现状并不尽人意。

截至目前,国内外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翻译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并不多。

Chesterman(2006: 21-23)试探性地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可用于探索翻译活动在现实中的操作;Buzelin(2005)和黄德先(2006)从理论层面介绍行动者网络理论并讨论其对翻译研究的意义。

第二种研究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框架,以特定的翻译项目为研究对象,广泛搜集数据,进而完成对翻译生产过程的研究。

之后的研究大多属于此种类型,如Bogic (2010),Haddadian-Moghaddam (2012),Boll(2016),Munday(2016),以及汪宝荣 (2014,2017)。

其次,本研究选择韦利英译本《猴》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特定译本的生产过程。

然而,与Bogic(2010)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本文不仅仅局限于讨论译者与出版社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是尽可能还原在当时的社会和技术条件下,各个翻译项目的参与者如何互动(包括与合作),从而完成译本的生产与传播。

本研究与汪宝荣(2014)的研究最明显的差异在于,汪宝荣与Buzelin、Haddadian-Moghaddam一样,试图将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社会实践论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下。

最后,关于数据采集的问题,本文作者与Bogic(2010)、Boll(2016)和Munday(2016)一样,从档案馆历史文献中筛选相关材料,同时,也采取了互联网搜索、相关文献搜集等方法。

2.行动者网络理论简介行动者网络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Michel Callon、Bruno Latour、John Law等社会学家在科学与技术领域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建立。

之前介绍的翻译学者们也引进了部分重要的概念,如行动者、网络、黑箱等。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逻辑是,社会是在各色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网络系统;行动者们以其行动不停地协调并重新协调相互关系、定义并重新定义身份(Callon 1986a),从而塑造并重新塑造社会(Latour 2007),而不是相反,由无所不在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系统或社会结构限定行动者及其行动、关系及定义。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所有的变化、不确定性和异质性都能由行动者来体现和产生。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Latour提出研究者应“紧随行动者”,描述他(它)们如何用行动构建社会网络(2007:12,62 etc.)。

目前,学者们对于“行动者”的定义仍比较宽泛,如Latour(2007: 71)指出,判断某主体,人或非人,是否是“行动者”要看他(它)们是否改变了情势的发展或改变了其他主体的行动,以及相关变化是否可测可查。

例如,在译本生产的过程中,译者韦利(Arthur Waley)和出版商斯坦利·昂温(Stanley Unwin)[2]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依靠通信保持联系。

这些人和非人保证了译者和出版商之间的沟通与决策,确实对译本的顺利产出有贡献,且他(它)们的行动是可查的,信件就是证据,那么,这些人和非人是不是翻译生产中的行动者呢?

这样一来,行动者的数量几乎可以呈指数增长,社会网络可以无限延伸,而翻译网络早已不再是研究的中心。

要做到这一点,还是应该回到对此次翻译生产的行动者的定义中来。

因此,在Latour“行动者”定义的基础上,笔者再提出一个标准,即本研究中,翻译生产行动者只包括那些直接与翻译项目相关的行动者 (Luo 2018, 2020)。

在此,“直接相关”是指直接参与或直接作用于译本的生产。

这样一来,在上述的例子中,译者和出版商直接参与且直接作用于译本的生产,属于此翻译网络的行动者;而送信人和邮政车只是间接参与、间接作用于译本的生产,不属于此翻译网络的行动者。

明确了“行动者”的定义以后,跟随行动者来描述翻译网络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此外,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笔者以Callon(1986a: 200-201)的“三原则”和Latour(1987: 258)的“研究方法准则”为基础,提出本研究所要遵循的研究准则:(1)本研究重在分析翻译行动者在具体的、实际的社会条件下采取何种行动来生产特定的译本,而不是译本本身或是某个宽泛的社会或文化背景如何影响译本的产生;(2)本文作者不应对翻译项目的发展,翻译行动者的数量、种类、行为以及建立联系的方式等做任何预设。

3.英译《西游记》韦利版在英国的诞生由于文献资料对于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依据的描述性研究极为关键,因此有必要先对本文的文献资料作系统的简介。

这些资料涉及众多此翻译项目中的行动者,主要包括出版商斯坦利·昂温、负责印刷与生产的戴维·昂温(Did Unwin)、译者亚瑟·韦利、封面设计者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以及印刷工人、装订工人等其他生产者。

这些资料极其详尽地记载了1941年至1966年约25年间,多个版本的《猴》及其重印版的生产与传播过程。

本文截取1941年9月至1942年7月这一时间段,详细描述并分析最初版《猴》的生产过程。

另一部分文献资料主要包括译本《猴》(包括序和译作的护封)、出版商昂温的自传及其关于出版行业的著作、译者及有关译者的文章著作等。

简言之,本文主要根据翻译项目参与者的书信往来还原《猴》的生产过程,并在必要的时候利用其他文献作补充说明。

3.1 自由且独立的翻译空间本文作者认为,在《西游记》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韦利一直享有自由且独立的翻译空间。

此前,斯坦利·昂温并不知道韦利在做《西游记》的翻译,甚至不知道有《西游记》这部中国名著。

斯坦利·昂温曾表示,为了提高效率,应由作者(或译者)向出版社提交完整的稿件,再由出版社相关人员审稿(Unwin 1995: 9-10)。

在一篇谈论翻译的文章中,他曾经表示,自由选择原文有助于保持译者对翻译的使命感和激情(Waley 1970: 162-163)。

其次,韦利并非出版社中的一员,翻译《西游记》并不是韦利的全职工作。

《猴》的整个生产过程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韦利作为一名新闻官,供职于英国情报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也就是说,韦利在翻译过程中是独立于出版社的,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出版社并未对翻译文本产生实质影响。

此外,斯坦利·昂温在阅读完韦利的译稿后,十分满意,直接提出出版意向,除校对外,并未要求对译稿做特殊的改动[4]。

在朋友眼中,韦利是一位安静的、独立的、超然的学者,经常完全沉浸于自己的研究(Simon 1967,Lewis 1970, Sitwell 1970,Quennell 1970)。

据瓦尔特·罗宾逊(Walter Robinson)回忆,韦利写作Ballads and Stories from Tun-huang时,会带着文稿和最简单的工具,独自在花园工作(Robinson 1967: 61)。

韦利在《猴》的序中清楚地解释了自己为何决定翻译《西游记》,采取了何种翻译策略以及为何采取此种翻译策略。

韦利(1965: 9-10)认为《西游记》是一部荒诞、幽默、又不失深刻的文学作品,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是难得的经典;而之前的译本要么是摘译(“extracts”)和节译(“abridgments”),要么是松散的意译(“very loose paraphrase”),要么有误译(“very inaccurate account”),这让重译《西游记》变得十分必要。

根据韦利自述,《猴》选取了原文的三十个章节,剔除所选章节中的大部分诗词,对其余内容,尤其是会话和口语进行了细致的翻译[5](ibid.)。

从选择翻译《西游记》、如何翻译、到如何修改译稿,翻译过程中的所有决策都是译者独立做出的。

这与Bogic的研究案例中,译者在英译 Le Deuxième Sexe(《第二性》)时,受到编辑和出版商的影响与制约而导致译文与原文差别较大的情况截然不同(参见Bogic 2010)。

3.2 迅速发起的翻译项目在韦利还未完成译稿以前,斯坦利·昂温就曾表示自己对《西游记》的翻译进展“极为感兴趣”[6]。

在收到韦利译稿后的短短两周内,斯坦利·昂温完成了译稿审读,并立刻写信给韦利,在信中直接提出了有关出版的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韦利那里获得出版《猴》的授权,二是确定译本将以什么形式出版[7]。

从1919年起直到出版《猴》之前的二十多年间,韦利大概出版过28部著作,其中有一半都是由斯坦利·昂温的出版公司出版的(参见Johns 1988)。

了解了这个事实,就不难理解斯坦利·昂温可以根据以往双方约定的条件来拟写出版社与韦利之间的合同[8]。

尽管在现有的文献并没有显示斯坦利·昂温是否详细制订了《猴》的出版计划,可以肯定的是,他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出版环境以及政策对译本生产的限制。

当时正值二战,资源短缺已给出版商制造了很多难题,加上英国也出台了一些限制出版业的政策(Holman 2008),这使得生产精美的译本难上加难。

为此,斯坦利·昂温约韦利详谈,并在不久后接受了戴维·昂温的意见,决定放弃使用葛饰北斋的《浮世绘西游记》插画,另找一名中国的艺术家专门设计韦利的译本。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猴》的设计与生产中来。

[9]3.3 精心构思的译本设计以及译文校对斯坦利·昂温请韦利推荐一位中国艺术家来为《猴》设计护封与扉页。

当时在伦敦的中国艺术家中,韦利只认识蒋彝,况且韦利并不喜欢他的作品。

一方面,韦利希望格兰特可以在设计中自由发挥想象;另一方面,作为韦利的朋友,格兰特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要价[10]。

斯坦利·昂温立刻写信邀请格兰特,在信中大致说明了情况,并附上了韦利描述译本大致内容的一段话。

格兰特接受了两人的邀请,答应按当时出版业的市场价设计《猴》的护封和扉页[11]。

在顺利地雇佣格兰特为设计师以后,斯坦利·昂温似乎将余下的生产工作交给了出版社的生产部。

他认为《猴》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不仅需要漂亮精美的封面,还需要专门为译本重新设计排版。

在1941年十一月中旬之前,戴维·昂温就已准备好了两套排版设计,一套是平常的设计,另一套是新的设计,并寄给韦利征求意见[12]。

此前,斯坦利·昂温并未给格兰特任何时间上的限制。

格兰特许诺下周一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设计工作,但是他在交出设计前必须先征求韦利的意见[15]。

但考虑到《猴》的特殊性,他们希望护封上猴的图案首尾调转,如此一来,猴的头部与书的正面一致,猴的尾部以及书名和译者等信息转移到了书的背面(Wu 1965)。

格兰特对自己原来的设计做了简单的解释——书的正面先出现猴的尾巴符合书中国猴(孙悟空)反叛的性格,但仍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了出版商[16]。

3.4 延迟出版:译本的印刷与装订此次译本印刷的进展较为顺利,并没有像1943年底第四版《猴》印刷时,出现因缺纸而导致延迟出版的情况。

所幸出版社并没有因为延迟出版日期而遭受损失,反而有更充裕的时间准备库存和,且有可能让《猴》在出版时就有相关书评发表从而起到宣传效果[18]。

总而言之,《猴》的生产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六个阶段,即文本[19]翻译(<[20] 1941.10)、翻译项目发起(1941.10-11)、译本设计(1941.11-1942.5)、文本校对(1941.12.18-1942.1.21)、译本印刷(1942.5-6)、以及译本装订(1942.6-7)[21]。

在项目发起阶段,出版商斯坦利·昂温评估并决定是否出版《猴》,并策划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让译本引人瞩目。

在译本设计阶段,艺术家格兰特设计了《猴》的护封和扉页;负责印刷的戴维·昂温专门为《猴》设计排版。

在设计的同时,译者独立且高效地完成了校对。

(见图1)图1:《猴》的生产过程六阶段及主要人类行动者4.结 语本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逻辑、相关概念以及研究准则构建了翻译生产过程描述性研究的理论框架。

在此框架下,对《西游记》韦利英译本《猴》的生产过程进行了描述性研究。

研究发现:(1)与很多经典的翻译不同,《西游记》是由译者自行选择、独立翻译的,用译者自己的话说,这样的方式让他对翻译充满兴趣和激情,更能保证翻译质量。

(2)最为重要的行动者,即译者和出版商,都对译本的设计极为关注。

译本设计可以说是生产阶段中最为困难和曲折的行动,涉及的行动者复杂,利益多,消耗的时间是生产过程中最长的。

(3)译本的生产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例如,原稿被私自简化,装订处不再设计师原先选则的淡紫色封面布等。

这些因素不断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编织、更新着翻译生产的网络,也不断改变并最后塑造了译本的面貌。

(4)《猴》的生产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六个阶段,每一阶段有不同的行动者协作达成特定的目的。

(5)除了译者和出版商以外,翻译行动者还包括设计者、设计模板的雕刻者、印刷工人、装订工人等等,每位行动者都会对译本的生产和译本本身有或大或小的影响,且依前所述,这些影响在不少情况下是难以预测的。

总之,翻译并不仅仅是译者完成翻译工作、出版商生产译本那么简单,其他行动者(如设计者和模板雕刻者)及其相关行动对译本生产过程与结果的影响,都不应该被忽视,否则不论是对翻译活动还是对译本本身的研究,都是片面的。

最后,必须注意的是,描述翻译的生产过程并不是目的,而是为更深入的研究做准备。

例如,各个翻译行动者之间如何协调各自利益关系(interests),通过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共同完成《猴》的出版;翻译行动者的行为及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如何影响其自身在翻译活动中的角色与身份;非人类行动者在《猴》的生产过程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行动,它们的有何种能动性,对其他行动者、译本的生产以及译本本身有何影响等问题都亟待讨论。

笔者希望在以后的文章中展示以上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希望更多的翻译研究同仁能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翻译个案。

只有积累大量的有深度的个案研究,才能更好地实现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翻译活动研究的共同发展。

注 释1. 因篇幅所限,文中所指“参与者”仅包括行动者网络理论所指的“人类行动者”。

笔者在专著(Translation as Actor-Netwong)、博士论文(A Lierary Translation as a Translation Project)和另一篇期刊文章(Visiting elements thought to be ‘inactive’: non-human actors in Arthur Waley’s translation of Journey to the West)中对非人类行动者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3. 斯坦利昂温1941年9月25日致韦利的信 (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4.斯坦利昂温1941年10月22日致韦利的信 (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5.有趣的是,《西游记》是韦利翻译的唯一一部中国小说。

韦利擅长中诗英译,在翻译《西游记》之前,韦利已是有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

他的作品主要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经典作品包括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18)和The Book of Songs(1937)等(参见Johns 1988)。

6.斯坦利昂温1941年9月25日致韦利的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7.斯坦利昂温1941年10月22日致韦利的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9.斯坦利昂温1941年10月22日、31日致韦利的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10.斯坦利昂温1941年10月31日致韦利的信,以及韦利1941年11月3日致斯坦利昂温的回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11.斯坦利昂温1941年11月7日及11月9日与格兰特的通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12/19)。

12. 戴维昂温1941年11月14日致韦利的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13. 生产部1941年12月18,19,24,30日致韦利的信 (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14. 戴维昂温1942年1月1,4,6日与格兰特的通信 (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38/5)。

15. 参见1942年1月20日至23日韦利与斯坦利昂温,戴维昂温与格兰特之间的通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54/4,UoR AUC 138/5)。

16. 参见1942年1月28日,2月1日戴维昂温与格兰特的通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38/5)。

17. 参见生产部1942年3月3日致格兰特的信,格兰特1942年2月26日致戴维昂温的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38/5)。

18. 参见韦利1943年12月22,23日致斯坦利昂温的信;戴维昂温1942年7月3日致韦利的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81/1, UoR AUC 154/4)。

由于篇幅限制,且译本的营销与传播并不直接对其生产过程产生影响,本文对这两个阶段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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